读库2201

二十五种营生

村里搞了那么多副业，真正挣钱的就是皮毛和玻璃钢。皮毛靠的是上千年的历史基础和产业集群，玻璃钢靠的是枣强玻璃钢产业集群。可见一项产业，如果没有技术积累、没有历史基础、没有集群规模，在市场竞争中就难以形成优势，因此很难坚持下去，也不可能成功，更不会挣钱。所谓“一招鲜，吃遍天”，就是要形成特色、形成优势、形成规模。现在经常提到的“一村一品”“特色小镇”，都是这个路子。
枣强县现在已成为玻璃钢之乡，主要在枣强镇周围。

对于这次失败，从施工来看，还是不专业，他虽然以前零星在胜利油田做过防腐，但没有大规模组织管道防腐施工的经验，大多数工人更是第一次干。爹说作为施工队长，除了分工，还要监督检查施工过程和质量，也要随时跟甲方沟通，听取甲方意见，更要随时了解其他厂家的施工情况，取长补短，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施工组织，而不是一成不变，一错到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读过一本书《高速度领导——火星探路者号实现更快、更好、更省的方法》，作者缪尔黑德是1993年美国“火星探路者”计划主要部分飞行系统的负责人。该计划批准的预算是一点五亿美元，仅为“海盗号”火星计划的二十分之一；研制时间三年，仅为海盗号的一半。1997年，探路者号宇宙飞船在火星成功着陆，完成了人类行星探测史上的一个惊人成就。书中总结的经验最重要的有两点：小组和亲身参与实践的领导层。将任务分解成多个健全有力的平行小组，要求管理层必须亲身参与实践，有计划，更要随机应变，在行动中迅速决策，才能满足项目和任务目标的要求，成天泡在办公室里只会一事无成。在项目中，缪尔黑德认为要掌握对成功绝对重要的三类事项，即预算、进度表和质量。

（High Velocity Leadership : The Mars Pathfinder Approach to Faster, Better, Cheaper by Brian K. Muirhead and William L. Simon）

爹老琢磨为什么找不到个好的二把手。他先后培养过几个人，常贵廷、李玉其、李林勃，希望他们能帮他独当一面，不像现在谈业务是他，带施工是他，验收还是他，离了他就不行，也导致顾此失彼，太操心。其实这正是现代企业制度里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架构，两个职位各有侧重，互相配合。好的企业都会有一对配合默契、优势互补的领导，当然，一个单位里本来就是该一把手最强，综合素质最高，出力最大。爹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八十年代以前的农村，真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态经济，回想起来生活十分“环保”，吃的是自产的粮食和蔬菜，喝的是地下的井水，穿的是自产棉花纺织的粗布，自己缝的鞋子，烧火用的是庄稼秸秆和秋天掉落的树叶，耕地是自己养的牛马驴骡，喂猪是人洗碗后的泔水、人的大便和地里的青草，几乎没有废物，一切都在自然的循环之中。早晨醒来，往往是大门外的叫喊，是来各家各户收尿上地的，大便都让猪和狗抢着吃了，家家都有粪坑，扫地的落叶垃圾都进了粪坑，积攒满了起出来，交给队里可以算工分，各家还有任务。家家还有窨子，有两三米深，口小但是底下肚子大，蹬着木头梯子下去，盛放萝卜、地瓜、白菜等过冬的蔬菜；家家有咸菜缸，腌上一年吃的水萝卜、胡萝卜、地瓜，要说需要从外面买的东西，也就是洋油、洋火、咸盐、药片等少量东西。

上帝是左撇子吗？

他们迫切需要一位实验物理的大神来帮助。
起初，他们找到了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莱德曼，但遭到了拒绝。莱德曼开玩笑说：一旦能找到一位绝顶聪明的研究生供我当奴隶使用，那我就会去做这个实验。这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实验的难度极高，不值得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很可能没有任何价值、只是证实了一些人们早就相信的事情的实验。

这时候，他们生命中最大的贵人出现了，这就是他们的中国同胞，足以和居里夫人相媲美的女性物理学家吴健雄。

很多科学爱好者都只知道居里夫人，不知道吴健雄博士。她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是多种偶然原因造成的，但吴健雄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是极高的，她是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几位实验物理学家之一，有些书上甚至不加“之一”的字眼。

李政道找到了吴健雄。在听完李杨的说明后，吴健雄毅然放弃了和丈夫一起回中国探亲的计划——她已经二十年没有回国，本来连船票都买好了。

吴健雄一头扎进了实验室，这一年的物理学界注定要掀起轩然大波。

以毒舌著称的著名物理学家泡利，在得知吴健雄正在做实验的消息后对朋友说：像吴健雄这么好的实验物理学家，应该找一些最重要的事去做，不应该在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谁都知道，宇称一定是守恒的。泡利甚至在写给韦斯科夫的一封信中说：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没用的左撇子，我愿意打一个大赌，实验一定会给出一个守恒的结果。而物理学家费曼也说：那是一个疯狂的实验，不要在那上面浪费时间。他还建议以1000:1来赌这个实验绝不会成功。

吴健雄选择了杨李论文中建议的一个实验，就是把元素钴-60的核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这样原子的热振动基本就消除了，然后再用一个磁场使得这束原子核按照同一个方向自旋。如果宇称是守恒的，电子就会以相同的数量向两个方向飞出；如果宇称不守恒，那么一个方向上飞出的电子将会比另一个方向飞出的电子多一些，这样，对称性就破坏了。这个实验由于要用到极低温设备，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条件不够，吴健雄就与美国国家标准局合作，利用他们的实验室进行实验。

1957年1月9日凌晨两点，吴健雄小组最后一次反复查证，实验终于结束。尽管结果好多天前就已经知道，这次实验只是出于对重大成果的极度谨慎才进行的。实验小组一共五个人，他们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法国葡萄酒，庆祝一项伟大的物理成就诞生；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

六天后，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件从无先例的事：为这个实验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

上帝他老人家居然真的是一个左撇子，他偏爱左方。

科学再次向我们展现了它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既然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可以是不守恒的，有没有可能在电磁相互作用或者强相互作用下，宇称也不守恒呢？这是物理学家们自然而然冒出来的想法。

一切只能以实验为最终判断依据。每一个物理实验都有精度的概念，这就好像平常说自己的身高是170厘米，表明是在厘米级别的精度上，如果把精度再往前推一位，到了毫米级别，你就可能是1703毫米了。当科学家们做了某个验证强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的实验，准确地说，是宇称守恒在某个精度下得到了验证，如果精度继续往前推进，那么实验就必须重新做。因此，我们可以宣布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是百分之百不守恒的，但却不能宣布，在强相互作用下，宇称是百分之百守恒的。而且从逻辑上来说，永远不能这样宣布，原因就在于对精度的追求没有止境，至少从现在来看，还远远没有止境。

这就是所有的科学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是有适用范围的，任何一个科学理论只能说在某个适用范围内是正确的。

（有效范围和有效期）

但是这句话反过来理解会更加重要和有意义：当我们说推翻了一个现有的理论时，其实并不是说现有理论错了，而只是将现有理论的适用范围框定在了某个精度之下。

如果未来有一天，科学家告诉我们现在的量子理论是错误的，能量守恒也是错误的，那也并不会导致我们今天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发明的手机、电脑突然就不工作了，我们可以跟那时的人们说，对不起，在我们当前的适用范围中，这些理论会一直、永远正确下去。在相对论“推翻”牛顿力学的一百年后，人类所有的航天发射依然只需要用到牛顿力学，科学精神让我们正确认识科学理论的错误。

读库2202

中国诗的“哥德巴赫猜想”

马勒 《大地之歌》

这种观点在尼采那里就很具代表性，他曾有过一个这样的设想：为医治欧洲文明的弊病，将中国人请到欧洲，带来东方思想方式和文化方式，因为中国文化“能够整个地帮助欧洲，把亚洲的平和、宁静以及特别有益的亚洲的坚韧性，注射到不安的喧扰的欧洲血液里去”。

这种观念理想化地影响了马勒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以致他在写《大地之歌》时，常常感到自己“飞出了现实生存的世界”。在《大地之歌》第三乐章《青春颂》里，就存在着一个马勒的理想世界，那正是唐诗在他心中的投影。

由于工作过度劳累，马勒在巴黎休养一段时间之后未见好转，不久于1911年5月18日病逝于维也纳。半年之后，《大地之歌》才在慕尼黑首演，大获成功，领衔指挥的，是他的门生兼好友布鲁诺·瓦尔特。

第一乐章：尘世苦难的饮酒歌

美酒在金樽里招手，
且慢饮！待我为你们唱支歌。
一支震撼灵魂的忧愁歌。
忧愁走近，灵魂的花园一片凋零，
欢乐，枯萎了！
歌声，沉寂了！
生和死一样黑暗，一片黑暗！这家的主人啊！

你地窖里满藏着金色的酒浆。
在这里我怀抱着我的琉特琴，
弹拨琴弦，痛饮美酒，
这两件事是相配相称的！
酒杯斟满及时痛饮，
其价值超过拥有世上所有的王国。
生和死一样黑暗，一片黑暗！

穹苍永呈蔚蓝，大地将会
长久存在，春来漫开鲜花。
可是，人啊，你能活到多久？
你享受世间浮华与虚荣，
连一百年的时间都没有！
请向那边看！在月下的坟地
蹲着一个面目狰狞的鬼影。
那是一只啼猿！你们听它的哀鸣！
它冲破生活甜蜜的氛围，刺耳锥心。
现在举起你们的杯子吧！同志们！
时候到了，把金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生和死一样黑暗，一片黑暗！

李白原诗：《悲歌行》

第五乐章是一首放荡不羁、恣情陶醉的饮酒歌，与第一乐章遥遥相对。此标题为马勒所改，《中国之笛》中的德译应为“春天里的饮酒人”，马勒的谱曲歌词对贝特格译文有多处无关大体的改动，与李白原诗相比，意思却有了很大的出入。李白饮酒是对庸常的一种超脱，他胸中是有抱负和济世之志的，而译诗表达的则是一种消极的、醉生梦死的人生态度在认识到人生是一场梦，以及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这一事实面前，摆脱或忘掉现实的最好方式，就是喝酒。

在这一乐章里，马勒为描写醉汉醉酒的状态，故意把主题的音乐用半音阶来扭曲，形成一幅音乐漫画，音乐变得没有了调性，这是马勒音乐中的苦涩幽默。“十二音序列音乐”的创始人安东·韦伯恩效法这个处理，并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无调性音乐，所以说，十二音体系的无调性音乐与马勒的无调性手法是有师承之处的。

朱迪特·戈谢（Judith Gautier，一译朱迪特·戈蒂埃）1845年8月25日出生于法国巴黎，卒于1917年12月26日。其父特奥菲尔·戈谢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与法国文学艺术界名流有广泛交往，如雨果、波德莱尔和福楼拜，都是家中座上客。他曾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戈谢的母亲是一位意大利歌唱家。在浓厚艺术氛围的熏陶之下，戈谢自小就表现出极高的文学天赋，十九岁已开始发表文艺评论文章。戈谢对东方文化的浓厚兴趣源自她的父亲。据说戈谢家族有东方血统，特奥菲尔·戈谢热爱中国，在其诗作《中国花瓶》中，他如此吟唱道:“我之所爱，远在中国。”他想让女儿专攻中国文化，为此专门为她请来了一位中文教师，就是《玉书》首页题赠的丁敦龄。

丁敦龄曾被当时的澳门主教加勒里带到巴黎参与编撰《法汉词典》，但不幸的是，由于主教突然病故，丁敦龄遂失业，以致流落巴黎街头，机缘巧合来到戈谢家中，担任戈谢的中文私教。
自此以后，戈谢彻底迷上了中国诗歌。

这首译诗同样忠实于原诗，译文完整准确，除题目改动之外，几乎是逐字逐句翻译的。“粉红色的妩媚”这个意象译得非常妙，既写出了女人的神态，也写出了花的娇俏，对于原作来说，是一种额外的提升。此译诗最大的特色在于标题的改动，意思拿捏得很到位，既巧妙地概括了诗的内容，又照顾到西方读者的习惯和接受力，并且更具吸引力。这类诗题的改动在《玉书》中俯拾即得，相当有意思，例如将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改成《即兴曲：在明皇和美丽的宠妃太真面前作》，将李白的《采莲曲》改成《在河边》，将王昌龄的《闺怨》改成《西窗》，将苏轼的《慈湖夹阻风》改成《躲避逆风的船》，将李清照的《卖花声》改成《野天鹅》，将《诗经·齐风》里的《南山》改成《有罪的爱情》···形象生动又趣味横生，不禁令人莞尔。不过也有翻车的情况出现，如初版中将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改成《寄李白十二月二十日》。

守护看似日常的生活

花森安治

花森安治想把自己的想法直接传达给读者。1948年9月，《美好生活手帖》创刊，封二是花森安治写的发刊词：

这是属于你的手帖
内容包罗万象
希望其中有一两项
能马上对你今天的生活有所助益
即使有一两项
看似不能马上起到作用
也期许能留在你的心里
未来逐渐改变你的生活
就像这样
这是属于你的生活手帖

津野海太郎是《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花森安治传》的作者，他认为这段发刊词是“花森式文体的正式登场”。使用很多假名，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普通的词。而这一段七十多年前写下的话，依然印在现在出版的《生活手帖》的封二上。

花森安治曾批评手下的编辑，“你们写的文章，蔬果店的老板娘能直接读吗？鱼铺的老板娘看得明白吗？要带着这种意识去写”；“要写出亲切易懂的文章，关键在于要像对话一样去写。尽量别用那些必须看一眼才能明白意思的词”。他还说过：“所谓的好文章，是能够让对方原原本本领会自己想法的文章。···要用温柔的语言来表达愤怒。”

花森安治积极思考女性的处境，还引导他人从女性的角度思考。他曾写道：“请思考，在这个世上，女性，正在被怎样对待？请思考，女性拥有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女性遭受的种种不幸，来自哪里？思考这些问题，便是思考女性的生活方式。你的母亲、祖母，以及更久以前的女性长辈，是如何生活的？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而是要设身处地去想。女性，已经得到解放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便可以开始写一部今后的女性生活史了。当你一旦明白，无论是服装还是打扮方式，都不能脱离女性的生活，那么，所谓美好穿着，真正的美好究竟指什么，你也就清楚了吧。”

（以终为始）

花森安治的理想真的实现了，《妇人公论》主编三枝佐枝子高度评价《生活手帖》对战后妇女生活的影响：
第一，对于战败后一无所有的女性而言，《生活手帖》让她们思考如何面对新生活，教会她们活用身边的物品，指向与以往不同的“生活的美学”。
第二，通过摒弃对外在的空洞模仿，《生活手帖》推翻了一直以来压在女性身上的某种权威，根植了合理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并非来自高处，而是源自生活。通过日常的衣食住，女性以自己的眼睛判断。
第三，让女性从一直以来的束缚中得到解放……
第四，明确女性作为战争牺牲者的角色，同时通过真实的生活告诫女性，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第五，这是花森安治的业绩中最受人瞩目的工作，即通过商品测评，打开消费者的视野，并实现对生产者的督促、警示。通过商品测评，女性能够学会对社会、政治、文化进行反思，提出质疑甚至批判。

在花森安治看来，守护日常的生活，是反战的一种方式。他以《生活手帖》为平台，向读者介绍生活的重要性。花森安治开始去日本各地发掘认真生活的人，1954年起设立专栏“一个日本人的生活”。这个专栏采访的不是名人，而是过着普通生活的平凡人，记录的也是普通人的生活。他说这是“要把我们生活中‘值得守护的东西’找出来”。

1968年8月发行的第九十六号，是“战争中的生活记录”大特辑。这本特辑由读者的投稿组成，而百分之八十的投稿人是女性。投稿的内容不仅是文字，还有照片、日记、记事本、衣物和其他生活用品。花森安治又一次与女性站在一起，他说：“输掉战争的冲击过于巨大，自己的生存方式到底哪里是对的，哪里是错的，一些人无法进行这样的价值判断了。男性在这时就沉默了···可是女性却不一样。她们坚信，自己的体验都是真实的。”花森安治曾在一篇《每日新闻》的专栏文章《岁首》中写道：“珍惜日常就是抵抗战争···想要维护和平的话，相比那些如殉道者般的反战活动家，尊重日常的普通主妇更值得期待。”而这本“战争中的生活记录”特辑从此畅销，多次加印，后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花森安治认为：不要觉得反对战争、反对企业排放污染物是政治家才能做的事情，大家其实都可以做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捍卫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他也给没有勇气的人鼓劲：“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去模仿他人，希望你能有这种程度的精神洁癖。这也许需要勇气。那么请鼓起勇气。”

他主张在生活中追求美，美是美，美不等于金钱：“任何时代，美好之物都与金钱和闲暇无关。创造出最美之物的，总是那些经过打磨的感知力，注视日常生活的慧眼，还有不懈努力的双手。”花森安治主张看到事物的美好，而不是事物的价格，把新东西交给孩子的时候要说“这个很美，你要爱惜它”，而不是“这东西很贵，千万别弄坏了”。要像千利休一般，在渔夫日常吃饭用的碗里发现美。

花森安治强调要节约，要惜物：“每天使用的工具，看在眼里，仿佛事不关己。不打磨、不除尘、不修缮。坏了，随即丢弃；旧了，一扔了事；腻了，立马换新。自从买了吸尘器，清扫变得马虎；自从买了电冰箱，食物常被浪费。”他反思消费至上的风气，质问是谁让人们沉迷于消费：“教会我们扔东西的人，是谁？边制造东西，边满心算计着怎么让人扔掉它；边出售东西，边一味盘算着怎么让人尽快扔掉后再来消费的，又是谁？”

花森安治对穿衣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他认为一切衣物都不如人本身重要，“你身上穿戴的所有东西——从衣、帽、鞋，到腰带、包、项链、胸针、戒指、丝带、发饰等等，这一切当中最美的，是你。你的身体、你的头发、你的脸，还有最重要的——你的眼睛。莫要打扮得庸俗无聊，把自身可贵的美好破坏掉。青春之美，多少金钱都买不来。请珍惜，并为之自豪”。花森还主张不要只关注能露出来的衣服，也要注意保持内衣体面美观。他说：“现在，请想一想，是不是该停止那种流于表面的、浑浊的时髦打扮了。哪怕没有新衣，也要认真对待内衣，请务必，做一个这样的人。”

他认为打扮得光鲜跟有没有钱没关系，需要做到的是仔细对待自己拥有的东西。买了十年的皮鞋认真保养的话，也会显得很亮。打扮得光鲜不等于是奢侈，使用的东西如果发现了毛病，及时拿去修补，花费也不会很多。

花森安治说：“不值得花钱的地方，哪怕一分钱也不花；值得花钱的地方，花多少也面不改色。”但他认为，为省钱而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举动是不可取的，“我们大概穷怕了，对于眼前以金钱形式流出的东西异常敏感；对眼睛看不见的支出，对自己体力心力的支出则异常不敏感。对于过久了捉襟见肘日子的我们，这种观念不可或缺，甚至值得感激，可一旦根深蒂固，无论是肉体的劳顿还是心神的耗费，只要不直接以金钱形式出现，就认为是免费的，到底还是令人感到羞耻”。

《水浒》六题

《水浒传》故事，和历史原型关系不大。这是一部世代累积的作品，作者是谁，也并不重要。

水浒故事发展起来，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城市。不管是说书还是搬演戏剧，主要都在城市里盛行。这也就注定了，《水浒》故事里，城里人的经验要多于农村人。即使它讲到农村，更多也是城里人看见、想象的农村，或者说期待视野中的农村。

谈中国的城市发展史，宋代一直是被重点关注的。一来宋代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多的；二来，宋代城市打破市坊界限，城市生活比较自由；还有第三点值得强调：宋代城市里，出现了空前庞大的游民阶层。

宋代城市的大发展，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为宋代的土地开发基本已经达到了极限，没有新的荒地可供开垦，而宋代的人口数，远远超过汉唐。

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单位面积的土地上需要多少农民劳动，有一个最佳比例。假如说，一片土地上，五个人在上面劳动，每个人的平均收获是最多的；增加到六个人、七个人，总产量只能略微增加，但平均下来每个人得到的反而减少了；增加到八个人、九个人，总产量甚至根本没有增加，人均就更少了。经济学上，这叫边际效应递减，这两年流行的词“内卷”，出学术圈之前，也常被用来讨论这事。
农村里不需要这么多农民，这些农民就涌入城市，成了城市里的游民。
和带着大量资源入主城市的权贵不同，这些农村多余人口，既没有什么资源，刚开始也未必掌握多少适应城市生活的技能，他们的生活是很惨的。

林冲、卢俊义的武艺都至少不在武松之下，但他们遇到危机很容易选择忍耐甚至自暴自弃，武松在逆境之中，身上始终焕发着斗志与活力。读林冲发配的情节，读者很容易洒一掬同情之泪，或者为他的憋屈而生气，但武松有类似的遭遇，读者却总对他有信心，相信他可以自己摆脱困境。
金圣叹把卢俊义比作骆驼，庞然大物，但到底有些不俊；那么林冲恐怕像羊驼，让人忍不住想对着这个世界爆粗口；武松才是神骏的汗血名驹。
写英雄人物，越差劲的作者，越容易把他吹得武功无限高，但把英雄写得有质感，这才是真功夫。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有所谓“治乱循环”或“王朝周期律”。在社会稳定的时候，人口数量可以被拉高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一旦秩序崩溃，到了所谓乱世，人口就会断崖式下跌。人口损失两成有好几次，有时甚至超过半数。这种秩序崩溃是极其可怕的，几支军队打仗，防守方坚壁清野，进攻方烧杀抢掠，都会直接杀死很多人。更可怕的是粮食生产因此无法进行，然后就无数人没有吃的，大饥荒，军队和暴民都见人就杀，人吃人。

李逵是“天杀星”，也就是这样一种末世疯狂的人格化。《水浒》中描写的李逵那些血腥行为，是乱世疯狂中真实存在的景象。

古人同时认为，和平时期积累的种种问题，不经历一次这种大崩溃，根本无法解决，所以李逵的存在也是必须的，因此道法高深洞察天机如罗真人，也不敢杀掉李逵，所谓“吾亦安肯逆天，坏了此人”。
也就是说，李逵这个人物，同时被认为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理念的体现。
一面是“童心”，这是天真的，自由的，极度光明灿烂的。
一面是“天杀”，这是残忍的，疯狂的，极度黑暗恐怖的。
这两种理念，完美融合在李逵一个人的身上。

当然还有后来受招安的时候，要把梁山卖出一个好价钱，必须跟朝廷不断闹一闹。烧个东京城啊，扯个诏书啊，宋江要不担责或少担责，这些事都得黑旋风出手。
李逵是真的一片童心，所以天然就适合完成这些任务呢，还是账算得门清，知道把自己弄成这么个人设，干这些事反而更安全呢？各人理解吧。
好小说就像生活一样，没有标准答案。

《水浒》的描述，能和各种文献中的大量记录对应上。上级压下来的工作量，可以无限大；官员心情不好把属吏骂一顿甚至打一顿板子，那是常有的事；克扣小吏的工资不发，被认为是基本操作；最近财政闹了亏空，要小吏交钱补足；官员最近要有点额外的开支，都可能要小吏凑份子···
所以，在衙门里工作而犯罪，有公罪和私罪之分。上级政府部门交代的任务，你完不成而犯罪的，这个是公罪；以权谋私，那就是私罪。因为上峰的指示有时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所以公罪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些高尚的人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

（中国官僚的传统）

一个人如果一点公罪都没有，那一定是为完成任务而不惜干伤天害理的事。

宋代以来，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对官有诸多限制，甚至有所谓“地方官如七宝琉璃，触手便碎”的说法。官的政治地位是高的，但是第一，科举出身的很多人未必有行政才能；第二，这么严厉的监管下，有才能也未必有发挥空间；第三，最致命的：由于流动性很强，干不了几年就被调走，经常根本来不及熟悉情况。而小吏呢？他们是本地人，而且可能干行政工作都干了好几代，从小接受的就是专业对口的培训。

如果看这些官僚士大夫留下来的记录，会发现他们对吏往往同时充满了三种情绪：第一是鄙视，你没文化，地位也低；第二是畏惧，又熟悉法律又熟悉地方的情况又和各种强势人物比如富户啊黑道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要挖个坑给我跳，我一不留神还真就掉下去了；第三是痛恨，人对自己既鄙视又害怕的人，当然会极其痛恨。
所以，像宋江这样的猥琐小吏，他们所拥有的实际权力，比他们表面上的政治地位，那是要高得多。

读库2203

钢琴传奇

1955年，中央音乐学院来了位苏联专家，叫塔图良。那时中苏正处在蜜月期，苏联派了几万名各方面专家来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塔图良是莫斯科国立格涅辛音乐学院的教授，五十岁左右，为人和善，教学出色。他听过我弹琴后，非要收我做学生不可。开始，校方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而未同意。可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专家的意见非同小可，学校只得同意。

如果说父亲给我以启蒙，刘金定老师带我入门，塔图良则引领我进一步跨入了钢琴艺术的殿堂。

我原来不知道钢琴还有如此广阔的天地。同塔图良上课后，我首先明白了什么是钢琴的“音色”，明白了同一台钢琴，在不同人演奏下，能发出相互差别很大的不同声音，即音色。同一台钢琴可以弹得明亮结实，也可以弹得虚弱模糊；可以弹得如波光般轻盈灵动，也可以弹得像枯树干那样木讷乏味。别人总说我的音色通透、明亮、立体、宽广，这种音色感，就是在塔图良老师的指点下开始形成的。

塔图良还使我懂得，弹琴除了要讲求音色，还要注意层次感，但主旋律要弹得鲜明，同时支声部旋律的表达也要清晰，这样乐曲才能主次分明、富有层次。

还有句法。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和文章一样，是句句相连而成的。不同演奏者往往对同一首乐曲有不同的分句法，有人善于长句，有人则擅长短句，将句法的分寸把握好了，弹奏才能有舒服的呼吸感，才能奏出美妙的乐意。我的句法意识也是从塔图良那里获得启蒙的。

许多时候，钢琴演奏还要讲求音质的颗粒感。唐代诗人白居易形容中国乐器琵琶演奏的千古名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描述的就是颗粒感。在塔图良的点拨下，我弹出的琴音更清晰、干净、利落，更能有颗粒感。

这次比赛决赛轮需弹奏的曲目共三首，即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自选一首钢琴协奏曲，外加一首在比赛前四个星期才公布的卡巴列夫斯基专为这场比赛而写的长达七分钟左右的《回旋曲》，此前谁也没有听过这首难度相当高的曲子。

···我一生不知同多少位著名指挥家，包括世界一流的指挥家合作演奏过《钢琴协奏曲》，其中，我认为康德拉申对协奏曲的指挥是最棒的，许多音乐界人士也这样评论。

获得第一名的是一位闻所未闻的美国选手，他叫范·克莱本···

在颁奖仪式上，我初遇获得第一名的美国选手范·克莱本。他身材修长，相貌英俊。我身高一米八七，已是高个子，他比我还高，看上去将近两米。他的手也特别大。我的手已算很大，伸展后大指和小指能在钢琴上够着十一个白键，他的手比我还大，看上去至少够得着十二个白键。当时的苏联报纸曾登出过一张我和他以及弗拉森科一起比手的照片。

我和范·克莱本初次见面，他非常热情和亲切，见到我后，主动走上前同我热烈拥抱。我不会讲英语，幸好有翻译人员在场。

范·克莱本对我说：“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非常高兴。”

···重新创作出一首由钢琴主奏、全部由中国民族乐器组成的交响乐团协奏的大型《钢琴协奏曲》，名为《青年钢琴协奏曲》。
这一作品的形式和组合，即钢琴和中国民族乐器的结合，由中国各种民族乐器组成一个大型交响乐团，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首作品的乐队编制中，我们用中国乐器的二胡和高胡代替西洋乐器的小提琴，中胡代替中提琴，大马头琴代替大提琴，倍大马头琴代替倍大提琴，竹笛代替长笛和短笛，管子代替单簧管和双簧管，唢呐代替小号，古筝代替竖琴，中国大鼓代替定音鼓等等。还有少量中国乐器，如琵琶、阮、月琴等，很有音乐特色，但没有对应的西洋乐器，我们也取用了。
这种代替和改编的效果非常成功，加上钢琴，整体演奏效果不亚于或基本不亚于西洋交响乐团。这首作品的协奏民族乐队的成员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界权威人士的刘德海（琵琶）、李光华（琵琶）、王国潼（二胡）、刘文金（高胡）等等。乐队指挥是既会弹钢琴又能指挥的本院钢琴教授朱工一。

1960年末，范·克莱本返回莫斯科演出，演奏了贝多芬、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又是盛况空前，场面极其热烈。我听了他的演出，本想去后台看他，遗憾的是想去后台的人太多，谁也不准进去，因此没能同他见面。谁想到，我们再次会面竟是五十多年后了。

我还经常见到钢琴家阿什肯纳齐。他比我大两岁，当时也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就读。1955年，他在第五届肖邦钢琴比赛上和傅聪同台竞争，获得了第二名，傅聪仅次于他。

我也很喜欢看话剧和电影，比如挪威易卜生的《娜拉》，俄罗斯契诃夫的《樱桃园》《三姐妹》等等，都不止一次看过。苏联话剧都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派别的，讲求剧中人物和舞台演员高度融为一体，表演时演员情绪奔放，极富真实感和感染力，这同西方狄德罗派的戏剧不一样。

我还看过一些“解冻”后的电影，如《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等等，讲战争中的人性，很伤感，我很喜欢。这些电影后来在国内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典型作品，后来也同样解封。

我从小喜欢绘画，各个国家各种流派的绘画我都喜欢，在莫斯科，我经常去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欣赏列宾、列维坦、苏里科夫、伊万诺夫等十九世纪俄罗斯绘画大师的作品。我还常去东方艺术馆，其实是一个综合性博物馆，还有古埃及和古希腊的文物，那里展出的荷兰画派伦勃朗和法国许多印象派大师的绘画名作让我流连忘返。在这些地方，我经常一大早就进门慢慢看，一待大半天，直到下午甚至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出来。

1963年的一天，周总理又点名让我给一位外国元首演奏，我弹了自己改编创作的钢琴曲《白毛女即兴曲》。演完后，周总理把我叫到他跟前说：“我以一名普通听众的身份给你提点意见。《白毛女》原是一部红色歌剧，通俗易懂，尽人皆知，主曲调很多普通老百姓都会哼唱，但是你的《白毛女》在主曲调以外，伴奏部分太复杂、太大声了，有点盖过了主旋律，普通老百姓就不容易听懂了。我们创作文艺作品要雅俗共赏，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看懂听懂。我就提这点意见，供你参考。”

给郑渊洁写信的孩子

从这些来信的内容，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一个侧影。多人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攻现色年代就而从“对话录”上刊登的孩子来信看，那个年代也有极个别极度野蛮与残酷的一面。

第一期“对话录”就讨论了这样一个残酷事件：1988年12月，青海一名九岁的男童夏斐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不好，被亲生母亲活活殴打四个小时，最后身亡。此事经《人民日报》头版报道，震惊全国。郑渊洁借皮皮鲁之口说：“我只要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个九岁的男孩子被妈妈打得遍体鳞伤，跪在地上向她求饶……”“对话录”一共刊登了四十多期，其中谈及死于亲生父母之手的孩子竟不下五个，甚至还有一位《童话大王》的小读者：1992年11月，武汉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夏辉因为逃课，被父亲用尼龙绳五花大绑吊在横梁上，半小时后父亲回来，夏辉已因大脑缺氧身亡。

在生前，每当夏辉不愿意写作业时，其父都用绳子将儿子的双脚绑在桌腿上，强迫他写作业。之前一个月，郑渊洁刚刚去武汉会见了一批小读者，夏辉或许就在其中。

郑渊洁在“对话录”中提到：他外甥在北京某小学上学，一天上课时嫌热，就脱掉了外套。老师说：“既然你热，你就把衣服全脱光了！”他只好把衣服都脱掉，光着脊梁上完了一堂课。

1991年，《童话大王》上印制了一张《民意测验表》，三个月内共收到读者邮来的十一万三千六百五十四张测验表，其中一半是初中生，剩下的又有小学生和高中生基本各占一半。很多人邮寄时用上了挂号信，甚至还有当时最为昂贵的特快专递。测验表上有一个问题：你赞成评选“三十差”——“十差爸爸十差妈妈十差教师”吗？高达百分之九十一的人，也就是十万余人投了赞成票，“无所谓”的占百分之八，反对的只有百分之一。郑渊洁宣布评选活动暂缓，“应该给他们一次机会”。

那个时代为何如此残酷？首先大概是有传统。郑渊洁在“对话录”中回忆，他这个五○后也有类似的童年经历。郑渊洁的幼儿园中班是在石家庄上的，一次，同班一个小朋友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女老师坐在椅子上，把那个小朋友的裤子脱下来，让他俯卧在自己的膝盖上，让同学们排着队走过去，每人打他一下屁股。“这件事直到今天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而且，那所幼儿园是石家庄最好的幼儿园之一。

……她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父亲是个性格强势、在家说一不二的煤矿工人，对子女的管教方式很粗暴；上学后，班里有的同学没写完作业，或者是成绩不好影响到老师的考评，结果被老师拿教鞭抽屁股。小学五年级那年，她发现了《童话大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每个月都去书摊寻觅。她最爱看的童话之一是《驯兔记》，一个荒诞又透着真实的故事：上学的第一天开始，学校和家长的任务就是把孩子的个性砍光、磨平，让他们变得失去自己的思考，失去独立的人格，对老师的话只会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从肉体到精神都变成一只兔子，一只胆小、听话、循规蹈矩的动物。“我就想，为什么小孩子非得把自己的个性抹平呢？”她从小立志当老师，考了师范学校。

“我从小就立志当老师，但郑渊洁影响了我当一个好老师。”

当然，几十年下来换位思考，冯明丹也理解了当年的老师为何如此严厉。只要老师稍微放松一点，很多孩子就反弹得很厉害，比如你今天不严格检查作业，下次很多孩子就不写了。至于体罚——如果不认真学习、不守纪律的孩子得不到惩罚，那下次谁还认真呢？

从考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那年也就是1993年起，潘海天在《科幻世界》上开始发表小说。如今，他被称为“中国第三代科幻代表人物中的佼佼者”，先后五次获得中国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银河奖”，作品被译为英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在海外出版。他的代表作《大角快跑》就宛如一篇童话：瘟疫在城市蔓延，一个孩子的母亲被感染。这个孩子毅然独自出发，去一座座魔幻的城市寻找灵药，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最终满载而归，拯救了母亲和城市。因为这篇作品，潘海天在科幻爱好者中的外号就叫“大角”。

郑渊洁把这些名人的故事讲给小读者，为的是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要有独立性，尝试走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不要循规蹈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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