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反资本世界简史》

《反资本世界简史》的摘抄，The Anti-capitalist Chronicles by David Harvey。朋友圈里看到的，刚出版不久。

没读过这个作者，但看起来好像很出名，这本是一些讲稿的合辑，蛮好读的。涵盖的内容很广杂，不经意就讲出了很多隐历史，这些其实是更重要且值得挖掘的，而不是只局限于眼前的研究结果，这个快时代里，我们更需要向源头走，走进历史，走进森林，走入地下，走进内心，回归身体。

有一句话印象深刻：核心是劳动和劳动者的自我解放问题。这跟近几年的社群、聚落、乡村、共益话题，都有很强的关联感。作者比较温柔地提出，我们早已具备变革的条件，但我们仍是走在老路上（被无意识地控制着），或许Ted K一直强调要彻底革命才能改变，是已经过了他的深入思考的。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了投机经济的时代。我们很难将投机经济合理地理解为生产活动。但现在让我们理解金融体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也非常困难。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类独特的投资类别（例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出现，它们唯一的目的是在没有任何政治、社会或经济限制的情况下，通过一切手段获得高回报率。
我一直用科赫兄弟作为象征资本家阶级的例子。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定义资本家阶级及其含义并不困难，只需要看看科赫兄弟。但你也可以看看迈克尔·彭博，事情在这里变得有趣了起来。资本家阶级可以是不同性质的，他们可能都支持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不受监管的自由、私有化、财政公正等方面，他们从这些角度来说是同质化的，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特殊的关注点。
当我在谈论新自由主义和资本家阶级的时候，我不是在谈论一个完全同质的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阶级之间存在着差异。彭博支持环境监管，但不支持金融监管。科赫兄弟不赞成任何一种形式的监管。彭博不赞成将联邦政府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保障低收入人群的需求，科赫兄弟在这一点上也同意他的观点。彭博与科赫兄弟和其他许多人在气候变化和枪支管制方面存在分歧，但在支持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上他们是一致的。
有一种经济力量的格局（configuration）正在干预政治，但这种格局现在正陷入极右种族-民族主义政治，甚至是新纳粹政治的泥潭中。商界在持续地为右翼的政策提供政治支持。但是如果公司不能再像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通过传统的新自由主义手段，或通过支持21世纪的头10年出现的威权政治来实现这一目标，那么他们就可能随时准备好支持新法西斯主义政治。我在这里使用“法西斯”这个词是有据可循的。我想要提醒你们，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与大公司有一定的关系，并且长期与大公司有密切的合作，同时发展他们独特的品牌：民族社会主义。
我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向新法西斯主义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认为有一些预警信号表明，新自由主义计划正处于危险之中，正在失去其合法性。而那些在大财团中追求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人，正在寻找既受欢迎，又可以获得支持的方式。拥有统治权的全球寡头集团是非常集中的，而且规模非常小。例如，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上一份关于财富分配的报告称，最富有的8个人控制着世界上50％的最贫困人口拥有的财富总量。20年前，是340个人拥有如此数量的财富和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新自由主义计划在追求资本家阶级财富和权力的日益集中方面过于“成功”。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种财富集中如何被证明是合理、合法的，以及这种财富集中的方式为何留存至今？我们真的要容忍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新法西斯主义政治形式之间的这种假定的联盟吗？这种联盟开始以令人头疼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出现。…
反腐败，或者我们在华盛顿称之为“抽干沼泽”，如今正在成为一种政治策略。然而，处理腐败和利用腐败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之间有很大区别。但毫无疑问的是，打击腐败的手段基本上是被用来削弱左翼，而不是用来对付右翼。这是当今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大学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如果你现在去中国，你会发现许多经济学系的教授都是从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的学者们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充分了解，他们分析经济的方法开始转变，他们的经济政策也开始转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经济学的范畴。
中国成功的互联网创业者，几乎都是从世界上最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在他们的世界里，速度是创业者必备的特质，模仿与借鉴是可以接受的做法，竞争者为了赢得新市场的份额会想尽各种办法。在中国创业圈，每天都是血与火的试炼，就像古罗马竞技场上的斗士，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竞争者之间毫不留情。
…但自2008年以来，中国突然大举进军高科技领域，并在大约8年的时间里将自己定位为高科技产业的主要竞争者。现在世界上十大高科技公司中有四家是中国的。在2008年的时候情况还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它非常快，非常迅速，有政府的支持，有规模优势。
所以现在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如果它真的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就是人工智能大放异彩的地方，因为中国人已经决定，人工智能就是未来。那么，人工智能是关于什么的？它是在找到一种方法，将劳动力最大限度地从生产过程中移除。而这就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所在：在劳动力身上会发生什么？
在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的1992年，有一个很精彩的片段可以作为例子。这可能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故事。当时比尔·克林顿刚刚当选总统，开始勾勒他的经济计划。克林顿的经济顾问中最有名的要数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他来自顶尖的投资银行——高盛。罗伯特·鲁宾看着克林顿说：“你不能执行这个经济计划。”克林顿问：“为什么不能？”鲁宾说：“华尔街不会让你这样做的。”传说，克林顿是这么说的：“我的整个经济计划，以及我是否能够连任，都要取决于一群该死的华尔街债券交易员？”而鲁宾的回答显然是：“是的。”克林顿上任时承诺普及医疗保健和各种美好的事物，但他最后给了我们什么？他给了我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改革了我们的福利制度，加强了其中惩罚的性质。他对刑事司法系统进行了改革，这推进了大规模的监禁。他给了我们世贸组织，在他的任期结束时，他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是监管投资银行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换句话说，他实施了高盛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想要的完整的经济计划。克林顿时期往后，美国的财政部长就大多来自高盛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表明了债券持有人决定了在国家权力领域内可以做什么。
…但如果你去希腊，问问那里的人，到底是政府还是债券持有人对国家的事务有控制权，你会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如果你继续问：“2011年后，是谁强迫你接受所有这些紧缩政策的？谁对这里有绝对的控制权？”答案当然是债券持有人和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控制下的社会主义政府。这个政府在关键时刻向金融利益屈服，实施债券持有人所要求的措施。
（购物街区）这完全是在操纵一个人的需求和欲望，都是为了构建资本意象。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厂制度。他说，建立工厂制度不是为了减轻劳动负担。事实上，他在《机器和大工业》的开头就评论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观点。马克思讨论了为什么穆勒无法理解，本应减轻劳动负担的机器，实际上最后使得劳动过程变得越来越压抑。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话来评价哈德逊广场。现在的情况是，资本构建了一些东西，对于一个不经意的观察者来说，这些东西应该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但现在这些东西事实上只是对当代资本的本质进行象征性的展示。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介入，而不是真正的介入。有些人会住在哈德逊广场，但是那里的房价肯定是和经济适用房毫不相关的。对于前10％的富裕人口中的前1％的人而言，哈德逊广场大多数的住房是相当优质的。你会问自己：“如果我们把用于建造这个地方的所有资源都用于建造纽约迫切需要的经济适用房，会发生什么？我们会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此外，如果我们把这么多的努力用在创造消费者选择的可能性上，例如创造不同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又会发生什么？
这些滚动的空间修复，从美国到日本，从日本到中国，从中国到中亚和非洲——这是资本复合增长逻辑的地缘政治表现。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看待地理上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20世纪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战争都涉及地缘政治竞争。我并不是说一定会有一场世界大战或类似的事情发生，我只是说，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地分析地缘政治竞争和理论的作用。忽视它们是愚蠢的…
…我希望人们能够来到哈德逊广场，带来文明，让它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然而，现在管理这种空间的私人利益集团往往以安全和社会管控的名义，来禁止那些使空间变得有趣的狂热行为。
人们确实能够控制他们的社交空间，并赋予其风格。在资本只是促进非自主形式的消费主义时，对城市的意义做出巨大贡献的其实是人群。
…换句话说，我们想要的是人们对于如何使用他们的时间和如何消费他们的时间拥有某种自主权。但是，随着资本人侵日常生活，这种自主性的可能性逐渐被削弱。资本剥夺了我们对自己时间的自主权，使大部分人无法到达“必然王国的彼岸”。也就是说，事实上，大部分人正在努力获得生活必需品，这意味着他们表达自由的能力和时间非常有限。城市的最佳状态是社会群体有很大的社会自主权，可以用他们的方式做想做的事。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人们自主和自由生活的技术和能力被侵蚀、被剥夺、被清除。
…封建秩序也受到了高利贷的破坏。放债人非常善于剥夺土地，所以，如果你把放债人和商人资本家放在一起，他们就会破坏封建权力。这使得货币资本在极少数人手中积累和集中成为可能，接着这些人用这些累积的资本来剥夺大众手中的所有生产性资产。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故事归根结底是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故事：他们除了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生存或生活的手段。
这就是马克思想要讲述的故事。也许他有点夸张，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发现在历史中发生了很多如他所说的事情。他断然否定了宗教故事，认为它完全是虚伪的。如果你想了解宗教人士的真实行为，只需看看基督教教区的组织方式，救济院和孤儿院中穷人的待遇，等等。他们建造了监狱，建立了监禁政治（一直持续到今天）。他们对流浪者使用暴力镇压，践踏人的尊严，随之而来的还有基督教处理失业和贫困的方式。
工业资本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他们把地产和雇佣劳动的存在作为基础，但获得的是货币权力，并开始利用它来赚更多的钱。这就是资本的起源。
规则是这样的：由资本家之间根据他们所雇佣的劳动的量来分配利益，转变为根据他们所投入的资本来分配利益。由此，补贴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形式和经济体，流向资本密集型企业和经济体。这种价值转移产生于市场上利润率的竞争，这是完全竞争市场的结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自由贸易根本就不是公平贸易。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依赖劳动密集型经济，但它在向资本密集型经济转型。如果中国这样做了，那么从中国补贴到欧洲和美国的资本密集型经济体的价值转移就会减少。特朗普和中国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知识产权和技术的战斗。技术当然是资本密集型经济体的仆人。美国正试图阻止转让技术知识到中国，以使中国保持劳动密集型经济的状态，而美国可以从中获利。但中国不能再维持劳动密集型的现状，部分原因是人口问题——他们遇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部分原因是与市场性质有关的其他因素。
在20世纪60年代，劳工的主要问题来自于移民，在当时移民被利用来试图破坏劳动法和劳动生产力。这导致了在欧洲许多工人阶级运动中兴起反移民情绪，这种情绪甚至在美国也出现了。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兴起了。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管制突然被取消，资本开始可以从世界的一个地方自由流动到另一个地方。资本管制壁垒的废除，加上运输成本的降低和通信的改善，使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最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开始看到利润率的平均化变得越来越显著。
异化具有强大的主观后果。我们很难想象有生产能力的劳动者在感到异化的情况下还会大力地支持劳动。异化的主观感受使得劳动者把从劳动中获得的满足感和劳动本身割裂开了。这不是说工人在工作中没有任何满足感，劳动过程可以由工人自己来组织，使整个过程变得有趣，以此使工人产生个人价值感。
资本无法自由选择它的生产技术应该是什么；在劳动者进入工厂大门时，资本也无法自由选择强加给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什么。
…令人们满意的工作结构的出现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述的所有异化的形式，我们都可以在《资本论》中找到，但它们现在已经融入到对资本积累的科学理解中。劳动者和资本家都被异化了，他们被抽象和资本的运作规律所驱使，而这些抽象和资本的运作规律受到统治阶级的统治观念的盲目崇拜和物化。这是有关于异化的故事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认识到，这在当今的世界中变得更加重要了。这是当前社会存在许多不满的根源。
资本通过控制媒体来控制统治思想，确保资本是最后一个遭受指责的对象。
此外，通用汽车公司还通过此举抛弃了所有的社区，还有那些通过社会关系、社会供给结构等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共资源。一定存在着某种更好的转型方式。当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方式是资本不愿意接受的。资本家们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做事。通用汽车公司对他们的工人没有忠诚度，公司把一切都奉献给了股东和首席执行官们。为了保证高额的股息和首席执行官的高额薪水，它摧毁了一个有行动能力的劳动力群体、一个社区和整个社会关系结构，除了可怕的未来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由于失业、人们丧失了身份和生活的意义、日益加深的异化感，俄亥俄州成为一个阿片类药物流行的地方。这就是破坏俄亥俄州社区的根本原因所在。
为了改变当下的环境，你需要很好地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但是马克思非常清楚，革命计划必须聚焦在工人的自我解放上。这一表述中的“自我”是很重要的。任何改变世界的重大举措都需要自我的转变，因此，工人也必须改变自己。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详细讨论了技术变革和资本主义固有的技术活力问题。他所阐明的是，根据定义，资本主义社会将大量投资于创新，并大量投资于构建新的技术和组建有潜力的项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体资本家在与其他资本家竞争的时候，如果他的技术优于竞争对手，他就会获得超额利润。因此，每个资本家都有动机去寻求和竞争者们相比更具生产力的技术。出于这个原因，技术活力融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马克思在1848年书写《共产党宣言》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是资本主义中永久的革命性的主要动力之一。它永远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技术。它将不断寻求改进，因为资本主义总是会奖励拥有更先进技术的个人、公司或社会。拥有最先进和最有活力的技术的国家、民族或权力集团将引领潮流。因此，技术的活力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全球结构之中。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和技术所驱动的不断创新，来创造新的业务。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时代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858年的时候就写下了这一切！但是现在，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至关重要。马克思所讨论问题的当代版本是人工智能问题。我们现在需要知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正在以及将来可能被应用到生产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明显后果是它取代了劳动者。事实上，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应用想象力、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能力而言，这将进一步解除劳动者的武装，使他们贬值。
在我引用的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小册子的段落中，核心是劳动和劳动者的自我解放问题。
这种剩余劳动时间形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谁来获取它是一个问题。马克思指出的问题不是说剩余价值不可获得，而是剩余价值无法为劳动所得。虽然资本的趋势“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另一方面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它本可以被应用于劳动者的解放时，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被运用于此。事实上，它被用来给资产阶级筑巢，在资产阶级内部通过传统手段积累财富。所以这就是中心矛盾。
与其说我们都想回去工作，找回那些失去的工作，把一切都恢复到危机（指疫情）开始前的样子，也许我们应该说，为什么我们不在这场危机中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当前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孕育的东西，比如说惊人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并解放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和组织形式等，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毕竟，在现在的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已经在尝试各种替代系统——向贫困和受影响的社区和群体提供基本的免费食品供应、免费医疗、互联网资源访问渠道，等等。事实上，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已经浮出水面，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右翼和资本家阶级如此急切地想让我们回到原位。
这就是马克思一而再、再而三提出的观点。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不断宣扬的虚假的个人主义相反，个人自由、自主权和解放的真正根源其实应该是我们所有的（合理）需求都得到满足。我们每天只需要工作6个小时，而其余时间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做我们喜欢的事情。而这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换句话说，这难道不是一个有趣的时刻，让我们可以真正思考建设另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的可能性吗？但是为了走上这样一条解放道路，我们首先必须解放自己，才能看到新的想象与新的现实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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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18 Arlmy 创建、发布